1995年春节过后，我和几位同事前往吉林市拍摄雾凇，途中绕路到了一趟长春。我们被那里的宽阔马路给深深吸引，赞叹不已。然而，当我们参观了“伪满帝宫”时，大家的反应却截然不同。我们对所谓“皇帝”和“皇后”的房间纷纷表示失望：那些地方狭小、阴暗、潮湿，简直是让人不愿住进去。

亲自去过的人一定能感受到，溥仪和他的“皇后”、“贵人”们所居住的地方，根本不像电视剧中描绘的那样金碧辉煌，甚至放到现在，也只能算作中等偏下的居住条件。这一切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系。即便是紫禁城内的“皇帝寝宫”，很多皇帝也不愿长期居住——因为采光差，床榻长时间使用，必然带来风湿病等健康问题。

即便是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，进入皇宫当“小主”也绝非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在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七十七、七十八辑中，曾连续刊登了李玉琴（溥仪的第四任妻子，福贵人，1943年入宫，1957年离婚）回忆文章《我的宫中生活》。李玉琴写道：“深锁春光一院愁，我和他结婚后，过了两年半的日子，一点夫妇感情也没有，我睡在他身边都不敢翻身。”她将自己和溥仪的关系称作“夫妇”而非夫妻，理由很简单——李玉琴并不是皇后，按当时的礼制，她和溥仪的关系只能算是主仆关系。

古代并没有一夫多妻制，严格来说是“一夫一妻多妾制”，即使是皇帝，也不能拥有两个“皇后”。在清朝，后宫等级制度严密，皇后是后宫之主，位居至高无上。其他后宫成员则有皇贵妃、贵妃、妃、嫔、贵人等多种称号，李玉琴作为“贵人”，在这些等级中排在倒数第三。

到了清朝晚期，特别是溥仪时期，后宫的权力几乎已经形同虚设。那时的溥仪在宫中拥有的妻妾已没有什么竞争力，权力斗争和“宫斗”几乎已经不存在——没有利益可争，谁还愿意在这些问题上费心？溥仪的生活虽然显得豪华，但对于李玉琴来说，却充满了孤寂。溥仪的生活中，吃得不错，享受的待遇与普通百姓相比远好，但他依然无法掩饰内心的空虚和无助。根据溥仪的回忆录，他每月的家庭消耗量相当可观，肉类三千九百六十斤，鸡鸭三百八十八只，再加上不断消耗的点心、果品、糖食和饮料，足以看出溥仪在物质上的丰富。

李玉琴虽然来自贫苦家庭，曾因家境困顿而到慈善粥厂喝粥，但进宫后，她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。每顿餐食都有四五个菜，肉类包括鸡、猪、牛、鱼等，还有鸡蛋、蔬菜。尽管如此，海味珍品如海参、燕窝等，她平常很少能吃到，只有在节庆日子才会出现。而且，她特别喜欢吃熏肉和酱肉，常常夹在烧饼里吃，她的最爱是红烧小鸡。

但溥仪对她的态度，却显得冷淡。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，溥仪提到：“我有过四个妻子，按照当时的说法，就是一个皇后，一个妃，两个贵人。如果从实质上说，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，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，我有的只是摆设，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。”李玉琴之所以被纳入后宫，也是溥仪的无奈之举。他告诉新册封的“福贵人”李玉琴，虽然吉冈曾想为他安排日本的后妃，但他始终没有答应。

溥仪虽曾怀疑李玉琴是否受过日本方面的训练，但他觉得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，即便是间谍，也有信心将她说服。李玉琴的日常生活也因皇宫生活的单调而充满孤寂。她每年吃的节令食品，如元宵、粽子、月饼等，似乎只是生活中的调剂品。她每天都会吃几种水果，而“果桌儿”上的干鲜果品也有二三十种，每年的节庆日子让她的生活略显丰富，但她依然觉得寂寞。

在册封前的几天，溥仪就给李玉琴定下了许多规矩，要求她“绝对服从”。李玉琴曾拿笔写下这些规矩，但一时心情不畅，竟在纸上写下了“死”字，溥仪看到后大发雷霆，怒斥她：“你现在不听话，今后怎么办？我白疼你了！我还打算让你跟我一辈子呢！”被骂了一顿后，李玉琴只得乖乖背诵规矩，并在菩萨像前焚烧了这些纸张表示真诚。溥仪高兴后，对她进行了几句夸奖，随后又表现出亲密。

李玉琴所说的“亲热”，并非外界所想的那种，实际上她和溥仪之间的关系冷淡而疏远，几乎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交集。在她居住的同德殿，除了溥仪，她几乎见不到其他男性。她的生活过得单调而孤寂，甚至在读唐诗时，她的心情也变得愈加沉郁，正如她所引用的杜牧《秋夕》中的诗句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她的内心充满了孤独和寂寞，生活的空虚和无聊似乎也与这首诗相映成趣。